投了2000份简历仍找不到工作，英国年轻人正在被就业市场挡在门外 - 狗子28官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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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既未就业，也未接受教育或培训，他们如今面对的障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。几名失业超过一年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如何熬过这段日子。本文来自编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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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出2000份简历后，他连一份普通工作都没等来

托马斯平时很少出门。除了遛狗，他唯一固定的外出安排，就是每周去一次Iceland超市。每次去，他都会买7份售价1英镑的冷冻餐，多半是没什么味道的咖喱，偶尔也会换成一份颜色鲜艳、甜得发腻的中式外卖餐。对他来说，这趟采购多少有些难堪。“一次买7份，收银员肯定会想：哦，正好一天一份。”他说。

但有一半时候，这些饭最后都没吃。“坐在那里，看着它们就会想，我不想再吃这个了，已经连着吃两天了。”

和本文采访的其他年轻人一样，托马斯已经失业一年多。他也是英格兰8.2万名长期失业的16至24岁年轻人之一。

托马斯住在沃灵顿，每月领取311英镑通用信贷。付完账单和狗粮后，他一个月只剩大约25英镑。他并不懒，从16岁起就一直在工作。直到2024年10月，他丢掉酒吧经理的工作，生活才突然停了下来。此后，他投了大约2000份简历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工作。

一开始，他还很乐观。“我到处投简历，根本没觉得自己会找不到工作。”他说。但除了偶尔收到几封模板化的拒信，更多时候等来的只有沉默。

他被迫放弃的不只是正常饮食，社交生活也几乎完全停了。朋友叫他出去喝酒、一起玩彩弹射击，他都只能拒绝。“我会说：‘多出来的30英镑我真的付不起。’”有时，他会撒谎说自己得留在家里照顾狗。

失业一年半后，这种日子已经让他不堪重负。“我只是想过点正常人的生活。”他说，“能出去见见人，做点事情，不用每次都编理由。也能吃点正常的饭，偶尔买瓶好喝的果汁，再用点质量好些的厕纸。其实都只是些很小的愿望。”

遗憾的是，托马斯的经历正成为英国许多年轻人的日常。此前，媒体已经陆续发出警告，现在可能是年轻人最难找工作的时期之一。上个月，艾伦·米尔本（Alan Milburn）发布青年与就业报告第一部分，这场危机也终于以更完整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。报告显示，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既没有工作，也没有继续接受教育或培训，也就是所谓的“NEET青年”（not in employment, education or training）。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，到21世纪30年代初，这一数字可能增至125万。

和许多NEET青年一样，托马斯认为，新冠疫情对自己后来的处境影响很大。疫情前，他一边上学，一边在博尔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球场做兼职安保。由于当时还不到18岁，他只能瞒着自己的真实年龄。选择A-level课程时，他选了历史、地理和社会学这三个相对稳妥的科目，最终拿到ABB的成绩。但等到申请大学时，英国和世界许多地区一起进入封锁。他便留在原来的学院，继续学习健康与社会护理。“我不想花9000英镑，只为了一个人坐在公寓里上网课。”

那段时间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去了外地上大学，女朋友也离开了。“我们分手了。我们都觉得，这么远的距离根本维持不下去。”他觉得自己因此错过了很多本该发生在青春年华的人生体验。“我从来没有机会和朋友出去玩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连门都不能出。”

甚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影响，到今天还困扰着他。疫情前，他在学车；疫情一来，所有课程都取消了。“驾校教练后来死于新冠。”如今，他拿不出学车费，但他申请的很多工作也要求持有驾照。

后来，托马斯发现，大多数朋友已经在大学开始新生活，有了新的朋友圈。于是，他离开大曼彻斯特的家乡博尔顿，搬到沃灵顿，在一家酒吧工作。直到那时，他才重新找回久违的社交生活。他加入当地的台球和飞镖队，虽然比队友们小了整整20岁，但也慢慢学会了怎么在酒吧里与人打交道。“在酒吧工作前，我甚至不知道进去以后该怎么点一杯酒。后来我站到吧台后面，看别人怎么做，才学会了。”

除了酒吧，他还去药品仓库上过班，负责给自动分拣机器补货。网购订单进来后，机器会把药品送上传送带。“我本来想找一份能动手做的工作，但天啊，那地方连音乐都不让放，整天就只有你和机器。”那时，他每月能拿到大约2500英镑。“年轻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管钱。18岁时没机会出去玩，后来一有钱就不停往外跑，最后全花光了。”

他在仓库干了大约一年半，后来换了一份行政工作，但很快发现自己并不适合。“那份工作无聊得要命。下午2点我就把所有事情做完了，剩下的时间只能坐在那里干等。”6个月后，他辞职去了博彩店，却连一个月都没坚持下来。他把那里形容为“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地方”。

他记得有一次，看见“一个父亲下注300英镑，而他的妻子和孩子还站在外面淋雨。我当时就想，我干不了这个，这份工作快把我耗死了。”

后来，他找到一份提供住宿的酒吧经理工作。可一年半后，酒吧被卖掉，刚过完23岁生日的托马斯再次失业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找到工作。如今，他与伴侣、姐姐住在一起。姐姐虽然拿到英国文学一等学位，求职同样不顺。除了在酒吧零星打工，她只能为一家美国公司做自由职业，校对AI提示词。“班次是谁先抢到就归谁。为了抢到活，她得凌晨3点起床。”

托马斯通常上午10点左右起床，遛狗、喂狗，然后开始“在网上刷招聘信息”。日子一天天重复，他觉得“人生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”。他也试过最传统的方式，带着简历去镇上的酒吧和餐馆挨家挨户询问，但依然没有结果。他还经历过一些让人尴尬的线上申请。应聘零售岗位时，必须对着摄像头即兴讲5分钟，并把回答录下来。

上个月，他特意穿上正装，去足球场参加一场招聘会，希望给老板们留下好印象。可到了现场，只有一排无人值守的展位，上面贴着二维码。“我站在那里一个个扫码，心想这也太荒唐了。”

尽管求职过程枯燥又挫败，他仍在继续投简历，通常每两周投大约50份。他有个朋友从军了。如果“真出了什么大事，而我又急需一大笔钱”，托马斯也会考虑这条路，不过家人一直劝他别去。至于社会应该为他这一代人做些什么，他认为政府至少该“真正照顾年轻人一次”。虽然他“并不特别认同任何政党”，但在他看来，只有绿党和英国改革党“似乎真的提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政策”。

南威尔士大学欧洲青年政策教授霍华德·威廉姆森（Howard Williamson）认为，托马斯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。“我72岁了。我们实际上是在对年轻人说‘你们得拼命工作，养活我，再给我那份有三重保障的养老金买单。’如今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多重危机，世界随时在变，他们既担心生活成本，也担心全球冲突和社交媒体的影响；与此同时，AI还可能让许多岗位直接消失。紧缩政策又削弱了综合性青年服务项目。过去，这些项目往往是年轻人，尤其是弱势背景的年轻人走向稳定生活和就业的第一块踏板；如今，年轻人往往还没来得及获得充分支持，就被直接推向就业。”

威廉姆森认为，英国需要为年轻人推出一套“新政”，建立专门的青年就业市场，提供数量充足、类型多样的机会。“你一方面要把手搭在他们肩上，另一方面也得推他们一把，把他们带进有足够选择的培训项目。”关键在于让年轻人拥有选择。“如果把他们硬塞进不愿意做的事情里，他们很快就会消失在系统视线之外。”不过，他也承认，这需要投入“极其庞大”的资金。

威廉姆森很理解，为什么那些投出数百份简历却始终没有结果的年轻人会越来越消沉。“真正一直坚持的人，心理健康可能反而受伤最深，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被现实迎面打回来。后来，他们会开始说：‘我不在乎了。’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。”他说，教育系统必须让年轻人更灵活、更善于适应，像“变色龙”一样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。

从牛津毕业到长期失业，名校光环也失效了

不管世界怎么变，人们也许都会以为，牛津或剑桥毕业生一定是雇主抢着要的人。但对24岁的汉娜来说，牛津大学的语言学位并没有让求职变得容易。汉娜说，母亲在牛津长大，记得过去“招聘人员会在学院里转悠”，主动寻找有潜力的学生。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
自2024年夏天毕业后，汉娜一直没有工作。“我原以为不会这么难。我从这门专业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，却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这个落差确实有点大。”

汉娜从公立学校一路读上来，“在学校里一直很努力”，后来靠助学金进入牛津。大一受到疫情严重影响，但到了大二，她开始积极参加社交活动，会和朋友一起看电影，也会到当地学校做志愿者。她还曾在欧洲大陆生活一年，提升语言能力，并第一次以英语教师的身份拿到工资。但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收到过薪水。“凡是可能妨碍我获得有偿工作经验的现实因素，几乎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。”

毕业后，汉娜回到新森林地区的家乡村庄。起初，她把这看作从三年“高强度学习”中休息一下，直到2024年底才开始认真求职。她原本想进公务员体系，于是先申请公共服务岗位；迟迟没有结果后，她开始“申请任何自己能做的工作”。

她有一次就快成功了。伦敦一家研究机构招聘，最后只剩她和另一名候选人。整个流程拖了“好几个月”。“我真的对这份工作抱了很大希望，因为它和我的技能非常匹配。”可最后，岗位给了一个比她多15年经验的人。“这根本没法竞争。”

可无论是坚持理想，还是降低标准，她都没有成功。她记得，有人曾建议她申请一家玩具店。“他们想找一个整天爬梯子、从货架上拿玩具的人。”之后，她被叫去参加小组任务。申请人先拿到一张写满破冰问题的宾果卡，比如“谁去过最远的地方度假”，随后又被要求一起搭乐高模型。“我们又不是以后要一起生活，根本没必要先互相了解。”

汉娜毕业后回到新森林地区的村庄生活。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人很少，20多岁的年轻人只有她和同样失业的哥哥。她平时在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，为家庭和老年人组织活动，身边的志愿者大多比她年长。大家虽然同情她的处境，却很难真正理解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艰难。“有人甚至问我：‘你不能直接给政府写封信，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吗？’”

她会在网上和朋友联系，但很难在线下见到同龄人。她想学会开车，去最近的城市认识新朋友，可她连考驾照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
“我原本以为，毕业后只会在家待一小段时间，然后去伦敦工作。我就想要这个，因为那里看起来才有人、才有生活。”如今，她只觉得被困住了。“以前我完全独立，一个人生活，什么都能自己做，我很喜欢那样的日子。我以为毕业后会继续独立，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。结果现在，连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看着一个岗位下面有1000个人同时点‘申请’。”

汉娜每月领取316英镑通用信贷。母亲是一名教师，能帮的时候会尽量帮她。“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觉得被困住了。”她说。她仍在不停投简历，但AI的快速发展让她更加不安。“技术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，这种变化已经很明显。现在超市里几乎全是自助结账。我上中学时，老师告诉我们，等我们找工作时，会出现数百万个当时还想象不到的新岗位。”她问，“那些岗位到底在哪里？”

AI替代了学徒工作，企业主也承认自己推了一把

今年4月，英国前首相、现任微软和AI公司Anthropic顾问的里希·苏纳克（Rishi Sunak）表示，AI正在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。今年1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·格奥尔基耶娃（Kristalina Georgieva）也发出类似警告，称一场AI“海啸”即将到来。求职网站Adzuna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，自ChatGPT于2022年11月上线后，英国新增入门级岗位数量已经减少近三分之一。

保罗·克拉普（Paul Clapp）也坦言，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。他是德文郡南部数字营销机构Priority Pixels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。过去，公司每年都会招一到两名学徒；但18个月前开始使用AI后，就停了下来。等公司真正掌握这项技术，克拉普便再也没有招过学徒。“AI不会消失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它都会改变世界。”

公司最常用的是Anthropic旗下的Claude。克拉普说，Claude已经接手了过去由学徒完成的“所有无聊、费时间的工作”。“他们当然会觉得这些任务枯燥，但这恰恰是新人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刚入行时，你得从基础做起，而基础往往就是这些无聊的活。”

在他看来，AI不会取代已经拥有经验的专家。“它很强，但还不是替代品。”不过，他也承认，AI可能会让下一代连进入行业的机会都失去。

企业不招年轻人，也不完全是为了削减成本、追求利润。随着雇主国民保险缴费和最低工资上涨，“招聘学徒的激励越来越弱，弱到最后你会想，还有必要吗？”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，自相关政策于2025年4月生效以来，企业雇用一名入门级员工的实际成本上涨了约7%。克拉普回忆，自己过去招过的学徒中，大约一半“表现非常出色”，也“确实珍惜这次机会”；但另一半投入的努力，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

“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，就是找到真正有动力的人。我不想每年花2.5万英镑，雇一个无法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人。”

他对不少求职申请也很有意见。“很多人拿着同一份简历海投，连自己申请的是什么岗位都没认真看。”他说，“我确实认为，这也是问题之一。”他还认为，教育系统没有把年轻人培养成今天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，至少在他的行业是这样。“我们附近有两所学院，却从来没开过网页开发学徒课程，我很震惊。”

每月投出50份简历，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越来越难

在彼得伯勒，20岁的大卫·金凯德（David Kinkaid）离开学院快一年了。他在校期间完成了一门涵盖商业、IT和媒体的BTEC课程。除了在超市做过两周工作体验，他从未得到过有薪工作，尽管16岁起就一直在找。“实习结束时，我很难过，因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”现在，他想找一份IT领域的入门岗位，每月投40到50份简历，却很少收到回复。“真的很压抑，也很消耗人。”他说。

他的母亲埃尔（Elle）记得，几十年前完全不是这样。那时，“拿着简历走进一家店，很快就能找到工作”。如今，这种主动已经换不来任何结果。“每个人总得有个起点，可年轻人现在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她说。大卫也提到，自己有些朋友已经大学毕业，投了“100到200份简历，仍然什么都没找到”。

米尔本在报告中批评了那些针对年轻人的刻板印象，称其中一些说法“相当残酷”。埃尔也常从同龄人口中听到类似观点。“有人会说：‘我25岁的时候，已经住进四居室的房子了。’我就会反问‘可你当时买这套房花了多少钱？’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。”她说，“他已经很努力地找工作了，但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，机会实在太少。”

埃尔并不急着让大卫搬出去，但她希望儿子能尽快进入职场，因为这对他本人也有好处。“社交对身心健康都很重要。工作也许能让他更愿意与人接触。”大卫也认同这一点：“那样我会更独立，也能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”

对一些年轻人来说，成为NEET青年，意味着一步步被推向社会边缘。上个月，多家慈善机构警告，失业或失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陷入住房不稳定，甚至无家可归。由无家可归者在街头售卖的杂志《大志》表示，自2022年以来，18至24岁的售卖者增加了60%，从449人增至720人。

没有工作，年轻人也可能一步步失去住处

在伦敦东部，一片时髦的高档酒吧和彩色精品店之间，有一家名为Sohaila的餐厅。这家位于肖尔迪奇中心、主打中东小盘菜的餐厅，为住在临时住所的伦敦人提供工作体验，帮助他们重新进入就业市场，也为稳定住房做准备。“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，他生活的整个结构就会开始松动。”Sohaila背后的慈善机构Fat Macy’s董事总经理瑞安·麦基尔南（Ryan McKiernan）说，“日常开支付不起，住处也保不住，最后很容易走到无家可归那一步。”

麦基尔南说，这家面向所有年龄群体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，最近发现前来求助的年轻人明显增多。“我认为，这与NEET青年人数上升的大趋势有关。”他说。参与者先在Sohaila接受由专业厨师带领的6周培训，之后还能获得针对个人情况的就业支持。一旦有人顺利找到工作，慈善机构会再提供1500英镑住房押金补助，帮助他们签下租约。

麦基尔南说，慈善机构接触到的年轻人“几乎都有某种不良童年经历”，其中不少人在贫困中长大。这与米尔本报告中的结论一致，超过一半17岁的NEET青年“长期经历贫困和家庭困境”。许多人一到18岁就被迫独立生活，如果又没有收入，很容易掉进“无家可归的循环”。谈到工作的重要性，麦基尔南说：“稳定的工作，会直接带来稳定的住处。”

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，真正做到却很难。回到沃灵顿，托马斯仍在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。“这是一种让人麻木、又很不真实的体验。”他说，“小时候，大家告诉你长大后会有事业，也会有自己的房子。可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能勉强过日子，买得起的也只有1英镑一份的饭。人在这种情况下，真的很容易陷进去。”

译者：小川